父亲和他的烤烟(文/鲁延福)

□ 鲁延福

从小生活在大巴山深处,记事起家里就年年种烤烟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父亲是我们老家那个村的村主任。乡上发展烤烟增加农民收入,但当时农民刚刚解决温饱,谁都不敢冒着一年收成的风险去种不能当饭吃的烤烟。村看村,户看户,群众看干部。那一年正月,父亲在区上参加完三干会后,带回了一包烤烟种子。母亲有些担心,说只看过别人在房前屋后种几蔸旱烟的,还没见谁家把这东西当庄稼种,如果没种成,这一大家人都得饿肚子。父亲刚开完会,满怀信心地给母亲做工作:一来我是村主任,我不带头,就更没人种;二来家里几个孩子上学,指望卖粮食供给他们,怕是连个小学都供不起,区上说了,种烤烟有技术员指导,还包收购,应该是个赚钱的门路。

春节刚过,父亲就把烟籽取出来,准备催芽育苗。烟籽非常细小,黑黑的,圆圆的,有点像油菜籽。父亲小心的侍弄着烟籽,不让我们小孩子在跟前打搅。育苗的苗床要选背风向阳、肥沃平整、水源方便的好田好地。苗床的整理十分讲究,要把一米来宽、十来米长的平地开挖成非常规整的一个水平面,垫上细土和农家肥,浇足水,均匀撒上烟籽,再苫上塑料膜保湿保温。我们家每年育苗的地方都选在自家的菜园地,土地是最好的,水源也近,照看起来很方便。那个时候,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去苗床旁边,用细竹棍敲打薄膜上水珠子,偷偷地掀开一条小缝隙,看烟苗出来没出来,长了多大了。烟苗才发芽的时候特别可爱,两片叶子小小的,圆圆的,嫩绿的叶芽充满生机。

育苗过后,家里就不得消停了。先是要在预留好的烟地里,根据种植的规模,再次整理二段育苗的苗床,这次的苗床与播种时有所不同,是要把苗床整好后,把特制的塑料袋里装上粪土,再从第一次育苗的苗床里优选壮实的烟苗,一袋一株移栽后进行第二次育苗,确保烟苗移栽到大田的成活率。二段育苗结束,就要开始整理大田了。伴随着布谷鸟的叫声,农人的吆喝声响起来了,老黄牛哞哞声深邃而悠远,他们迈着坚实的步履,耕耘在黝黑的希望的田野上。不消几日,农人们就像一个个高超的魔术师,把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唤醒。一行行整齐的地垄上覆盖着洁白的地膜,随弯就势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,像是一队队士兵等待接受将军的检阅,只待暮春初夏时节的一场饱墒雨后,农人们就抢抓时令把烟苗移栽进地。

种烤烟样样都难,最难得是大田移栽。难得不是技术,难得是要看老天爷的脸色。大田移栽一般都在四月底五月初,时令要得紧,墒情要求高。靠天吃饭的陕南,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,是农人们最高兴不过的了。也有时候一等半个月不下雨,种烟的人们就着急了,急着烟苗进不了地。有时候好不容易抢墒栽进地里,又是十来天不下雨,看着单薄的叶子一天天枯萎,种烟的人们更是夜不能寐。记得有一年大旱,家里抢墒把烟苗移栽进地后,迟迟不见下雨,父亲又不在家,眼看着烟苗叶子干枯,患有气管炎的母亲每天从三四里开外的地方挑水浇地,七八亩烤烟,七八千株烟苗,母亲一步一步丈量,一株一株浇灌,不知洒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。我和姐姐周末放学回来,为了能给母亲减轻一点负担,也去抬水浇灌烟苗。庄院附近的水井连基本的生活用水都供不住,我们只好到几里外的水沟去担水浇地。母亲心疼我们,怕中午晒着太阳,让我们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再去。那年初夏,崎岖的山路,黄昏的蝉鸣,姐姐担水吃力的背影,是我童年难忘的记忆,也是这年的亲身经历,让我感受到了水的金贵和种烟的不易。

经过两个来月的大田生长,到了七八月份,就到了烤烟烘烤的季节了。烘烤也是很难的。既要体力,还要技术。每季的烤烟大约需要分八九次才能烘烤完毕,每次烘烤大约需要四五天。先是要把成熟的烤烟分批采摘回来,这也是个技术活。得要认清哪些是成熟的叶子。叶子老了,烤出来叶子容易变黑;叶子嫩了,烤出来的叶子容易变青。能卖上好价钱的烟叶是金黄色的。炎热的夏天,在烟地里采摘烟叶是最难受的了。这时候,烟株约有大半人高,低头在地里采烟叶,又闷又热。家里的分工似乎是约定成俗的。母亲在地里打烟叶,父亲用背篓一捆一捆背回家里,我们姐弟在家里把烟叶编在长短一样的竹竿上,等待父亲把编好的烟叶装进烤烟炉里烘烤。烘烤技术决定成败,头几天火要小,慢慢升温,最后一天一夜是要完全烘干的,需要持续大火,烤烟的人整夜都要添火。父亲有文化,肯动脑子,很快就掌握了烘烤过程中的变黄、排潮、定色、干筋几个关键环节技术要点。种烤烟的第一年,父亲烘烤时谨慎的很,母亲都很少参与。到了后来,母亲也成了烤烟能手,父亲就不再时刻都去管了。再后来,父亲到外地当烤烟技术员,家里的烤烟就基本上是靠母亲安排完成了。

烟叶经过烘烤后,再从烟炉里取出来,一片一片的按色泽、长短进行分级,捆扎整齐,送到乡上的烟站等待收购。卖烟的时候,正是农家孩子等钱上学的时候,也是矛盾最为突出的时候,辛苦了一年,收成咋样,就要见分晓了。每天都有成群成队的烟农把烘烤好的烟叶送到烟站。烟农希望评个好等级,卖个好价钱。烟站收购员瞪大眼睛,怕等级给高了,调运时被降等级,造成烟站亏损。收烟的人都是烟草技术员,春季夏季在村子里发展面积、指导生产,秋季在烟站收购烟叶。父亲是村干部,和技术员们都很熟悉,但为了辛苦种下的烤烟能卖个好价钱,在卖烟的时候也竭尽所能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。每次去卖烟的时候,父亲先把每捆烟叶根据自己评定的等级做上记号,轮到他了,首先把等级最低的那一捆拿来请收购员定级,如果定的是他理想的等级,他就继续把后面的烟叶按从低到高的次序逐捆上称,因为后面的烟叶越来越好,只要第一称定的合理,后面都会达到理想的等级。这个经验屡试不爽,父亲有时就会很骄傲地和别人说,我这烟叶每到最后一捆的时候,烟站都不知道给啥等级了。父亲每次买完自己的烟叶,都会赶快把同村一起来的烟叶也给帮忙招呼卖完才走。

种烤烟的第一年,我们两三亩的收入就超过千元了,那时候千元收入在农村还是比较少见的。一个乡村通讯员把父亲带头种烟的事迹写成稿子,发表在了地区的报纸上,让父亲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还火了一把。

父亲对烤烟充满了期冀,在村子种烤烟十来年后,他外出做了烤烟技术员,母亲继续在家种烤烟,烤烟是我们家二十多年的主要经济来源,种烤烟的收入供养我们完成学业,走出大山,走向社会。每年过年,父亲都会很虔诚的在烤烟炉上贴一副对联,上联是炉中聚宝无其数,下联是库内存钱有万千,横批是炉中取宝。父亲也饱尝了种烤烟的种种艰辛。有一年,农民父亲有感而发赋《种烟》诗一首:育苗移栽进大田,管护烘烤紧相连。儿问高堂何时闲,要等九月菊花残。

我参加工作后,勤劳的父母还继续种了十来年烤烟。尽管我们多次劝说不要再这么劳累了,但每次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。父亲说,你们才参加工作,收入不高,需要开销的地方很多,我和你妈在家种点烤烟,还能为你们分担点,再说,不种烤烟还得种别的啥,总不能让土地荒着吧。父亲决定不再种烤烟,是在那年春节,听说我妻子怀孕了,他说今年少种点,让你妈去招呼你媳妇儿。后来,他在夜里又听到抽烟的弟弟经常咳嗽,他说不种了,坚决不种了,都不种烟了,看你戒得住不。虽然不种烤烟了,但父亲还是经常和我们唠叨烤烟,我们姐弟几个也喜欢和父母一起回忆那些关于种烤烟的岁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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